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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是“温和民族主义”

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1993年,印裔历史学家杜赞奇在Australian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解构中华民族》,鲜有人注意,其中给出个预判断说——中国思想正在实现从“文化主义”(culturalism) 到“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内在转换!

没想到,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竟应验了杜赞奇的预言。

2010年,李泽厚先生曾有个警告: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主导,将有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力行专制的危险,从而存在走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的可能。李先生私下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也极不赞同天下主义的观念。

然而,民族主义难道都不可取吗? 民族主义难道都是激进的吗? 一种与激进相对的温和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呢?

我个人认为,“温和民族主义”(Moderate Nationalism)反倒是可能的,而且,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性化、有节制的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确危险至极。这从当今因钓鱼岛而对日、因南海问题而对美“速求一战”的民间民粹主义呼声当中即可得见,它总令人感到隐隐的不安。实际上,国强并不等于民富,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还不到十年,这样就被拉上激进民族化的快行道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激进与温和

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要被拘禁的“魔鬼”,但激进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训必须清醒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发展,可以以日本近代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急遽流变为鉴,直至军国主义的勃兴而走向“大东亚共荣”的迷局,都是东方激进民族主义的结果。北京大阅兵时,笔者正在日本,当晚看到电视媒体子夜的“零点解析”说:反日战争不可以与反法西斯主义同日而语。

其实,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如无反犹太倾向)的确不同,但是以绝对权力原则为基础而建构“准军事组织”却是毫无二致的,而在对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信奉上更是高度近似。日本还真是有点特殊,由于天皇的绝对权力与军部的“有离有合”特殊关系,乃至《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法西斯主义条目当中都未列日本。但无论是否把日本归入以独裁为基本特质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那是确证无疑的,这就是政治军事背后的文化民族要素。反过来看,就像明治时期冈仓天心这样的东方主义者倡导“大东亚共荣圈”那般,如此文化言论背后也深层着意识形态的推力。在制度与文化之间,往往有着微妙的历史关联,当然无论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是二元论,皆不可从之。

激进与温和之分,使得我们对民族主义可做出相应的取舍。反对者或许会追问:究竟什么是“温和的”的民族主义?它不还是民族主义嘛!民族主义似乎没有温和与激进之分,或者说,激进与温和都只是形容词而已,遇到具体情况的时候更无法真正划分开两者,李泽厚先生近期回信就做此解,这就要回到民族主义的界定。

何为民族主义

究竟何为民族主义呢? 我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在三个关联层次中得以确立:

第一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及“地域主义”的关联。

爱国主义是以“属地性”为基的情感关联(灵长类动物的守地行为也为地域主义提供了生物根基),而民族主义则归属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共生品),但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作为“想象共同体”及其共同价值取向而存在的。

第二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关联。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纠葛,使得民族主义被置于国际(国与国之间)的层级上。在这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皆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欧洲民族主义崛兴于反帝主义却终成帝国主义,这也是当今中国所要警惕的“帝国诱惑”,一不小心就会走过。

第三则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天下主义”的关联。

族主义如完全融入世界主义就丧失了自身,还是要与世界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然而,中国式的天下主义却可能成为擎着世界主义面具的当代民族主义,中国统领世界往往会成其内在诉求。在“天下”观念这种中国式普遍主义的背后,仍深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秘钥!

“温和民族主义”

与其争论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倒不如去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何种民族主义?一种审慎的答案是要把民族主义的温度降下来,温和的而非激进的民族主义才是更可取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分为对外与对内的两个层面,对内、对外都需要“以理节情”的节制,皆要把握“情理合一”的“度”。

对外的节制,表现为掌握适度地融入世界主义的“度”,尽管完全融入则民族主义将不会存在,但温和的民族主义绝不是拒绝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试图融入全球体系并作出本民族该做的,从而融入世界主义的拼图架构当中。

对内的节制,表现为掌握适度地收敛民族锋芒之“度”,变成为民生与民权所限制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民生为根基,民族主义就会牺牲民生(如为不必要的战争而消耗经济),如果没有民权为前提,民族主义就会伤害民主(以虚假民族大义为名牺牲个体自由)。

孙逸仙先生早就提出了“以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为界限的民族主义”,不妨引述一段:“因为民族主义,在求国内全体人民的解放,既不许整个的民族脱离了外族压迫之后,大多数的民众,复为少数所宰割,而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更不许多数人民的生活,于脱离了外族的剥削,尚未少数特权阶级所吮吸,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样以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对内既以平等之精神,大批不平等的现象,决不会对外却违背平等的精神,自己再去做不平等的侵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不同者在此,民族主义所以不致变成帝国主义者亦在此。”

当今中国所要走的“温和民族主义”之路,如果从世界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恰恰正如孙逸仙所做出的区分:民族主义不同于国家主义,后者可能去做不平等的侵略,进而走向与之不同的帝国主义,而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正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如若失去民生主义的基础,那就成为沙上建塔而极易倾覆;民族主义如果失去民权主义的基础,那就成为僵化一统而极易独裁。

中国式民族主义新路

也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可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新路,当然是以儒家作为自本生根的传统的,但亟需范本而开新。

对内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复线式发展”的民族主义,并不囿于所谓“五族”(满、蒙、藏、回、汉)共和,而是各个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共生协进,大汉族主义的“文化同化主义”也要相对弱化。

这意味着,孙逸仙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结构的五重标准——血缘、种族、语言、习惯、宗教和生计——实乃出于大汉族中心主义,因为中华民族间的血缘与种族大有差异(汉族内部也是同化了诸多血统),少数民族语言与习惯各有差异(目前所确定的56个少数民族的确定,从史实上看更多具有政治身份给定的意味,如摩梭人与纳西人被同归入纳西族),就连汉族内部的儒道释迦也是多元的,农耕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生计更是迥异。所以,民族主义必须接受内部的复线化,就像也要接纳外部国际间的复线化一样。

对外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乃是儒家的“等差爱”为准则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爱”为标准,更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那种看似平等等爱、实则差之远矣的国际地缘政治体系。

这意味着,在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融汇当中,起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墨家通过“兼相爱”的路途从民族主义融入世界主义(墨家认为“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皆起不相爱”,但国与国之间的“爱的距离”恐怕难以相等),另一种则是儒家通过“等差爱”的途径从民族主义融入世界主义。从现实角度看,儒家似乎更能胜墨家一筹(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的等差存在),从理想角度看,中国式的爱有等差而又能推爱的民族主义,更能与世界主义之间保持一种更具有弹性的关联。

所以说,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实行“仁政之治”,对外实施“王道之治”,仁政就不是“苛政”,王道就不是“霸道”,这才是具有中国性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内核所在。如此一来,民族主义的温和型态,就可以警惕内部独裁的“大一统”观念与实施,外部则反对那种“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与践行,这种民族主义难道不可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