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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再研究

作者: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著有《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等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邓小平不仅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还主张“在本世纪末(指20世纪,作者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指共富问题——笔者注)”,并认为“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但若只看这些论述就有可能误以为,邓小平的“先富、共富”基本上只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先富”阶段不要“共富”,“共富”阶段也不要再“先富”。而事实上,邓小平的真实思想是:作为一项大政策,在强调“先富”的阶段要重视“共富”,在强调“共富”的阶段也仍然要有“先富”;“先富”与“共富”始终相结合,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笔者在《邓小平关于我国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战略构想》一文中,已经比较系统地概述了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其中第9点是:“‘先富’与‘共富’相结合。邓小平认为,虽然在一定阶段内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使全国人民的生活也都能够普遍地和不断地得到改善,这才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才能避免两极分化、改革失败。”并注明:“这一点很重要,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讨论。”本文就是这一承诺的兑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项长期国策

邓小平主张: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前,始终都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就不再实行“先富”政策、只是实行“共富”政策了。这一重要思想有三个要点。

一是“先富”政策要一直实行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时。首先,邓小平所说的“先富”不仅是指起初的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且还指后来的多数人先富起来。他讲过的“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表明,他主张到了“多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也还是需要继续实行“先富”政策。

其次,邓小平所说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始终都存在着“先富”和“后富”的差别。相对于后富起来的人,51%的人先富起来的是先富,61%、71%、81%、91%、99%的人先富起来的也都是先富。严格地说,直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前,所有富起来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这就表明,邓小平的主张实际是“先富”政策要一直实行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时,而不是“多数人先富起来”后就不实行了,更不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就不实行了。

二是实行“先富”政策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搞平均主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直至共同富裕实现前,始终都要实行“先富”政策。早在改革启动期,邓小平即已指出: “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五年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所以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三是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实际就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所以直至共同富裕实现前,必须始终实行“先富”政策。邓小平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毋庸置疑,从极个别人先富起来到99.9%的人先富起来,这种“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的过程,本身就是“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先富”与“共富”实质上是同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所以邓小平主张,直至共同富裕实现前,始终都要实行“先富”政策,以使“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

总之,虽然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看,起初要强调“先富”,以后则要逐步强调“共富”,确实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但这并不表明他主张到了强调“共富”的阶段后就不再实行“先富”政策了。

这是因为,他主张的“先富”政策是以市场规律的力量逐步实现共富的政策,而在以后要逐步强调“共富”的政策主张中,这个“共富”特指的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适当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制度。由于任何阶段都要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前者是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任何阶段都要实行。又由于市场经济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所以还需在适当时机适度地加大政府调节的力度,以进一步地推进共同富裕,防止在全局上“落到资本主义去”。尽管在这时也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取消“先富”政策,不能重新转向政府包办一切,不能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不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主张按照市场规律始终实行“先富”政策,这是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相结合”思想的基础性方面,也是它的首要方面。没有“先富”, “共富”就是乌托邦。 “先富”首先是与“共富”自然统一的,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而这也正是“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但是,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会在全局上“落到资本主义去”,这才又需要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政府实行“共富”政策。

先富与共富相结合,走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设想的共富之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始终通过“先富”政策“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二是始终通过国家干预性的“共富”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是始终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这表明,邓小平的广义的“共富”政策是包括这两方面的,而不是仅限于作为国家干预的“共富”政策。也就是说,即使是“先富”政策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而不是走向两极分化的政策。在广义的“共富”政策中,包括有“先富”政策。“先富”政策同时也是作为国家干预的狭义的“共富”政策之基础。

所以说,无论是在狭义上还是在广义上,邓小平的基本思路都是始终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走“先两极分化、后共同富裕”、“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是走只要共富、不要先富的平均主义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的新思想和新主张。这种很有新意的思想主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共同富裕的经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际上,这就是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不是公有化,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目标也不是实现公有化,而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相对于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来说,所有制也就只是一种手段;只要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任何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无论它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由此,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也不在于是否实现了公有化,而在于是否实现了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虽然已经实现了公有化,但“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定义社会主义,这是准确的、深刻的,也是革命性的。

第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消费领域的共同富裕。只要搞市场经济,那就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51%的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已经包含了他的答案,即:共同富裕就是公民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为,51%先富起来的人不可能都是财富特别多的人,他们的主体必定是中产阶级。这种富裕的普遍化就是共同富裕。但这种共同富裕不是按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界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收入多少来界定的,而是按照最实在的消费水平来界定的。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结果平等,也是最实在的发展成果。所以,只要实现了中产阶级化,那就是实现了共同富裕。邓小平在发达国家亲眼看到,这种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消费领域的共同富裕实际已经实现了。这使他很羡慕,也深信中国同样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并以中国人民也都能享有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三是“先两极分化、后共同富裕”行不通,中国必须始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然共同富裕是可能的,下一个问题就在于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后来的西方国家并未按这个逻辑走下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民生幸福”,力避两极分化之弊,实际已是当时国际上的新思潮的一部分。作为新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更加明确地反对走全面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尽管还不完美的“民生幸福”。作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和扬弃者,邓小平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中国不能走全面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始终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同时指出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绝不能走全面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始终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的道理:1.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看,“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那就能在人均GDP仍然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

2.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3.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所以“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以扩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发展经济工人要增加收入,这样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也是一样,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也会刺激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

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中国“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一步一步富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这不是要坚持公有化的方向,而是坚持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由此,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后来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但许多人都把其中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条忘记了,似乎“三个有利于”只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生产力就是GDP至上,这就与邓的本意相差甚远了。实际上,所有这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条,这就是是否有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但“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而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后者的标准只有一条,这就是是否实现了共同富裕。由于中国尚未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中国“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现在实际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使一个普遍贫困的中国变为普遍富裕的中国,使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也就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始终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走先两极分化、后共同富裕的历史老路。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实际有三种内涵:一是指作为最终目标的“共同富裕”,即以中产阶级化为主体的消费领域的普遍富裕。二是指作为发展道路的“共同致富”,即发展经济要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三是指实现小康后要逐步强化的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分配改革和政策,即其所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诚然,这话确实容易使人感觉他的主张是“先搞先富,后搞共富”,但我们从他的全部有关论述中可以确知,这里所谓“共同富裕”的确切涵义实际是指实现小康后需要追加、强化的分配改革和分配政策,是指它的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和实际功能,而不是说中国要走“先搞先富,后搞共富”的发展道路。

第四,“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质是“不断改善民生是硬道理”。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由此可知,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质就是“不断改善民生是硬道理”。这也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

总之,既要始终实行先富政策,又要始终实行共富政策,而在整体上就是始终要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即要走“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总体设计。

但对邓小平的共富思想和政策,现在还需予以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认识,因为以往这方面研究的误解、模糊、薄弱、空白之处相当多,而且这种研究也是当前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客观需要。

始终依靠公平分配推进共同富裕

邓小平说:“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忽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平曾经提到过公有制: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提到过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我们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毫无疑问,只要实行这两种制度,那就不可能导致两极分化。但是,不能导致两极分化,并不等于就能导致共同富裕。比如,改革开放前实行了20多年公有制,虽未导致两极分化,但也并未导致共同富裕。邓小平显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从依靠公有制转向了依靠公平分配,他最重视的就是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要始终实行普惠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即“每一项政策及其实施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十亿人口。照顾到这个方面也要照顾到那个方面,照顾到这个地区也要照顾到那个地区”,尽管这“确实不容易”。

他还就八十年代实践这种分配制度的效果指出:虽然“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但是,“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

这种普惠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而且是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不同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因为“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这种分配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因为“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并不认为达到小康后才应实行这种分配制度,而是在当时“我们是一个人口很多、底子很薄的国家”的情况下即应实行的分配制度。而且,现在看来,邓小平主政时期也正是改革开放后这种社会主义分配搞得最好的历史阶段。

这就表明,邓小平的真实主张是:不是达到小康以后,而是在整个现代化时期,都要始终实行普惠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始终以此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始终以此避免全局性的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它是与市场经济逐步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不仅如此,与市场经济相一致,邓小平主张的公平分配也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而不是指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诚然,他在改革初期也曾比较重视基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但从1988年起他就不再提按劳分配了。这是因为,在非公有制经济必然成为主体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只能日益限于少量国企和事业单位,真正全局性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而且再分配具有相当的按需分配的性质,这就不是“按劳分配”这个词所能概括的了。

邓小平重视再分配的思想主张,与其把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福利主义政策”视为一条成功经验显然密切相关。但他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他知道中国贫穷落后,搞不起高福利。他的做法是汲取其重视公平分配的基本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中。

其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依靠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始终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且还要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不是依靠公有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思想特别表现在,凡在讲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时,他所强调的几乎全都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一是达到小康水平要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邓小平说: “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是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这里,居于关键地位的是“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不是“按公有制原则”。这是与传统理论大不相同的。

二是实现小康后要继续推进共同富裕,避免“落到资本主义去”,更要依靠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公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邓小平在1992~1993年间尖锐地提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

邓小平进而提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还明确提出:收入“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实际上,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在这种分配制度中,在微观上、即在初次分配中是包含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这才有了“落到资本主义去”的可能性。但在宏观上,即在再分配中,它又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所限制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可以由此得到调节的。这就能够形成收入差距既不太小、也不太大的分配格局,进而形成既有动力、又有稳定的良好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论述中,无论是问题出现的根源,还是问题解决的方法,焦点都在分配方面,而不是在所有制方面。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也是这种思想在实现小康后的新阶段的应用、延伸与发展。邓小平的观点很明确:实现小康后继续实现共同富裕、避免“落到资本主义去”的应对之策,不是依靠公有制,不是重搞公有化,而是要依靠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强化公平分配解决问题。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只讲公平分配,不讲公有制,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策略因素。

三是将来还要使共同致富成为中心课题。1990年底,邓小平在谈到收人差距和共同富裕问题时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就是说,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只是达到小康水平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还不够,还要在此后的某个时刻使之“成为中心课题”,才能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四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依靠怎样的制度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依靠公有制吗?不是。邓小平的回答是: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他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

总之,综观邓小平的全部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最重视的始终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不是公有制。

再次,“以公有制为主导”就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在所有制问题上,邓小平的真正主张并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后者的真正内涵也不是“以国企为主导”,而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为主导。

诚然,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但其时机都是恢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键时刻。这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实际是一种安慰、一种策略,并不是他的本意之所在。

实际上,作为“公有制主体论”的替代品,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已提出了“公有制主导论”。他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主导”不同于“主体”。毛泽东早就讲过,“主导”者未必在数量上占多数,这是邓小平知道的。“主体”则意味着在数量上占多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邓小平重新提出“公有制主导论”,显然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的。由此,他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强调所具有的策略性,也就更加明显了。

不仅如此,邓小平所说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实际内涵又不是“以国企为主导”,而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而不是国有企业。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这才是最关键的。他还把公共财政资金视为“全民所有制”财产,如在讲到三资企业时就说:“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这里所说的“全民所有制”指的就是公共财政。所以,从经济角度看,“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就是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而“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就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由此,“以公有制为主导”这个命题也就与更加重视公平分配、特别是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再分配的思想主张完全统一了。

邓小平的这种重视公平分配而不是重视公有制(这里指直接产权领域里的公有制,即通常意义上的公有制,而不是公共财政意义上的公有制)的基本思想是与其市场经济思想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必然要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富有活力的、健康的、普遍富裕的市场经济。这就使重视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会被扬弃,否则社会主义就会走入绝境。邓小平深切地认识到,虽然只有建立、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仅有市场经济不仅不能保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会导向两极分化,这就必须有适时适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必须有公共财政,而且公共财政还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设计的这种发展道路,实际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与发展公共财政制度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就是先富与后富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就是基本保持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的发展道路,就是尽可能地避免新的大动荡、大革命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平长入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无疑是我国多种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道路。但邓小平深知,这条道路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不是中断基本路线,半途而废,中国才能有其本来应有的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