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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振兴实体经济首先要降低企业杠杆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一个非常重要和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重视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李克强总理说,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发生的主要措施是积极稳妥地“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既说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目前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防止可能发生系统性、大规模经济金融风险的重点,源头主要在实体企业;又表明了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目前为高负债所累,要想振兴实体经济,必须首先帮它缓解债务负担,摆脱债务陷阱,才能让其轻装前进。

  根据数据统计,我国目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为150%左右,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显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特别是国有企业。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目前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比我们计算的结果略高,为170%左右,这种杠杆率水平,大致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确实,这既是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情,也是很多问题发生的主因。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主要是指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来解决其60-70%甚至更高比例的资金需求问题,而向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负债率显然不会像中国企业这么高。

  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负债率高,除了上述客观主因外,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2008年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后,国企央企成为获得信贷资金的主体,民营企业因种种原因不仅没有加到这种杠杆,反而在预算硬约束下,自身的杠杆率有所下降,因而,目前整个中国经济正承受着“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后果;二是在过去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中国面向世界市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自2013年以来,当世界经济进入了低增长、高结构调整阶段,我国目前实体经济部门就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国有经济部门因产品不适销对路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其实都是由信贷资金堆积起来的。

  对实体企业部门应该成为去杠杆的重点的问题,中财办的杨伟民副主任曾经举例说,像现在这样,企业负债100多万亿,按照4%多一些的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多亿,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长期下去这将会掏空实体经济,使其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企业融资成本负担重,往往干一年活,最后都帮银行打工,根本无钱从事研发活动,发展后劲自然缺乏;二是因从事实业利润率低,各种资金必然不肯进入实体经济,而更倾向于选择虚拟经济部门投资,从而容易引起“脱实向虚”现象。所以如果不重点去掉非金融企业的过高的杠杆,振兴实体经济很可能就变成一句空话。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这个老大难问题。这是我国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实体经济“降成本”。其实,去杠杆、降成本、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这五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间,是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高库存,往往是由银行的信贷资金堆砌起来的,因而产能过剩和高库存,其实就是杠杆率高;产能过剩的企业或高库存的房地产企业,其实一定对应着成本高居不下,甚至亏损累累、资不抵债。而补短板,虽然短期中可能要给相关企业加杠杆,但是由于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长期是一定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振兴的。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了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业已存在的实体经济部门的高杠杆率现象及其危害性,果断地把防止金融风险作为2017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要求,笔者建议振兴实体经济要从降低实体企业杠杆率出发,其政策取向和具体的措施,主要应该在这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以竞争政策和环保政策去产能、消灭僵尸企业。在竞争中失利、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重心的企业,都应该“早死早超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与其把资源留给其浪费挥霍,不如腾给更需要它的优秀企业。要注意的是,去产能、消灭“僵尸企业”,不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免误杀真正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第二,对暂时陷入需求周期低谷的困难企业,应该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实施债转股,提高企业资本金比例。一时处于市场底部的周期性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不能因为暂时困难就定性为“僵尸企业”。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出于就业、稳定经济的考虑,对这类企业政府必须出手进行调整援助。最好是利用现在经济增长的低谷时期,由政府补贴资助其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复苏准备好竞争的利器。

  第三,大力发展股权融资,降低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过于依赖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的性质又天然地决定了它不适合承担创新等风险事业。建设一个法治化环境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加强资本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其对振兴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四,坚决硬化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的约束和管理。软预算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经济负债率不断上升、信用恶化的主因。中国民营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借钱还不出,就要破产清算倒闭。因此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常识办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恢复必须通过市场来约束企业行为的基本共识。

  第五,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现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它们具有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等特点,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当前,这些风险还来源于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项目,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管理。

  (作者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